2020年1月20日，中國官方首次證實在武漢發現的新型肺炎病毒可透過人體傳染，同時宣佈武漢於兩日後封城。武漢城中猝不及防，新聞裡，數百萬人擠在火車站、巴士站、機場…倉皇出逃。
同樣的新聞在幾個月後席捲全球各地。2020年3月16日晚間10點，確診案例日達數百宗的馬來西亞頒布封國令，18日實施。頃刻間，全國人民惶惶不安。翌日，人們湧入超市，搶購衛生紙、罐頭、泡麵等日常物資。警察局外，人們列隊申請通行證。巴士站和火車站同樣人潮湧動。高速公路上，一輛輛車恨不得就此長出翅膀，飛過車龍，朝向各自的堡壘前去。
眨眼就是前夕，咖啡廳、餐館、電影院，包括宜家家居城，紛紛出現瘋狂人海。人們懷著對未知的不安，大有默契地，共同演練一場集體的末日狂歡。
封城首日，我在家，感受外面的街道極靜，對街的屋大門緊閉，偶爾傳出細碎人語。長長的白日過去，到黃昏，警衛餵養的野貓倒先按捺不住，緩緩行過門前，與院裡正跑步的我相對，輕輕「喵──」一聲，探詢似的，不知情的入侵者。
後來流出新聞，年輕巫裔情侶跨過禁區相見，於車裡約會，遭罰款1000令吉（約台幣6730元）；遊子申請回鄉不受批准，將自己藏在他人後車廂試圖瞞天過海；群聚打麻將被捕有之；開派對慶生被捕有之；更有巡警拿藤條教訓違反行管令政策的百姓……愈讀，愈加覺得夢境一般。自個兒在家旅行、念書、跑步、各種料理，外頭倒是一幅亂世沸騰景象。單身朋友在網上寫：這時真想隨便找個人戀愛，感受張愛玲的傾城之戀：「有一天，我們的文明整個的毀掉了，什麼都完了──燒完了，炸完了，坍完了，也許還剩下這堵牆。」
那堵牆是什麼？
一星期後，到底因為念著家養的狗，趁傍晚伺機帶它溜出門，也不過是在屋外不足一公里的道上來回。右側行至警衛室，止步，轉身；左側盡處門欄緊閉，上面掛著「禁止通行」符號告示牌──喔，這就是邊境了。瞧見對街的野狗，狗便不肯走。深藍的暮色中，良久，一人一狗靜靜佇立。
夜裡開了歌，坐廳裡喝一杯晚茶，看月光照在小庭院裡，深深的院牆，仿彿堡壘城牆，保衛著疆界內隱藏的動蕩不安。外面有鄰里三名小孩的嬉鬧聲，行管令中的日子，每過十點，他們便在屋外撒玩，直到起了爭執，其中一個孩子開始哭喊，才又被大人吼罵回屋。
風吹來，我想起──城外有風。牆擋去生動的風，將人們關閉在城裡，面對一成不變又窒悶的生活。雖然，曾經人們也在烈陽下怨怪過，將生命的不堪歸咎狂風，但他們不是非得回到這堵充滿傷心家務事的城牆裡──那時他們還有城外的城可去，仍然可以利用遠方逃開眼下。
封閉的城，這個意象也許駭人。封城意味某程度上的「放棄」──放棄精彩的生活、賺錢的機會、熟悉的日程表……放棄身體移動的基本「自由」──這尤其使人難以釋懷。
迅速地，疫情將人們推上雲端。封城令下，真正在「家」的人恐怕不多：世界仍在進行，自己怎麼能出現空白與斷層？一陣短暫混亂後，大家迅速幻形入網，紛紛投「身」到社交媒體中繼續「存在」，生活的空間自此開始劃分為「線上」「線下」，眾聲繼續喧嘩 。
縱然對現實不甘，可一直以來，進入外界為我們製造的身份，以此擁有正規的責任和目的，以及置身「常態」之中所發展出的慣性、人際關係的互動──偏偏是這些，讓我們「知道」自己是誰。
因而身份其實就是那堵牆。它以文化、環境、知識、經驗等作為壁畫，立於茫茫無垠之中，圍堵出一個專屬的場域，讓人緊緊依靠。
建牆圍城以防衛。城以邊界劃分地域，因另一座城確立自身，人同樣也是。必須有他者的存在，身份方得以激活，「自己」才有了展演的空間。倘若此處無人，那麼，我們所做的任何表達/選擇皆有失去意義的可能──無論你喝的是星巴克，還是一杯慢火細工的獨立手沖咖啡，都不再能夠決定你是誰。
僅僅只是想到圍困於室內，已經足以使人們感覺自己將要變成一座漂浮海上的孤島。模糊的自我無疑使人迷惑。它帶出某種現象，即我們癡迷的，那些關乎個人的高尚與美好，難堪與哀愁，或許猶如螻蟻渺小，甚至縹緲。然而，更深的矛盾在於，一旦認同客體的存在，主體孤獨的性質便成為永恆──因為身體也是那堵牆。身體是初始的疆界，分隔人與外物，使感知無限徘徊，抵達不了邊界以外。
原來，每個人都是一座城。城外有城外的精彩，城裡有城裡的秘密。
此時，馬來西亞人民正在經歷第三次全國封鎖的嚴密行動管制期。疫情反反覆覆，漫無止境，封城究竟管不管用？眾說紛紜。而經過初期的百般拉扯，如今，大部分人對於留守在屋以及遵守防疫措施展現出相對安忍的態度──隨時被疫情打破日常已是另一種日常，經驗淡化了封城造成的漣漪。
至於我，去年第一次封城種下的木棉樹已經幾度枯萎又生。某天，一隻小鳥來來回回，一點一點叼去了大片的棉花做巢。晚上，鄰居小孩出來嬉鬧，我亦到院裡陪伴無聊的狗，月光下，看見些許棉絮落在地上，包裹著新的種子。
回音谷 